陈建华:南北方家庭农场适宜规模为30亩及60亩
南方农村报讯 (记者郭任旭 实习生郑展能)5月27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九三学社中央、中国合作社信息网支持的“北京大学首届农本论坛”在京召开。 论坛上，格莱珉基金会对外分享其在中国农业领域的实践——中国贫困记分卡。针对合作经济组织主题，国内多位学者亦就合作社法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对于2013年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家庭农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建华指出，北方、南方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农场规模分别是60亩及30亩。 贫困记分卡针对性扶贫 论坛上，格莱珉基金会亚洲脱贫项目组的负责人Cris Lomboy指出，贫困人群的金融需求长期被忽视，为此，格莱珉基金会在中国农业领域开发了中国贫困计分卡制度，以此来评估受助人信息。 据介绍，中国贫困记分卡就是一个简单、快捷、客观、实惠的贫困评估工具。它可以从管理的角度，对农民某一个时间点的贫困状况进行评估，并跟踪变化。Cris Lomboy举例说，比如对家庭成员的数量、6岁以下或60岁以上家庭成员的数量、家庭成员的学历等指标进行记分，并相加。得分越高，越不可能贫困，评分越低，越有可能处于贫困。 完成记分后，扶贫工作可轻易开展。扶贫组织可更轻易地评估农村家庭的贫困水平，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可根据不同贫困地区、家庭的需求，设计扶贫产品。 利用记分结果，可监控扶贫产品的效果以及扶贫对象的脱贫或提升状况。“一旦贫困记分没有明显提升，就说明扶贫金融产品的效果不佳，这样，相关部门可以作出反应，改善产品。”相关人士介绍，通过记分，扶贫金融工作将变得更具针对性和操控性。 农民合作社全国破73万家 除了金融扶贫，论坛还对另一主题——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讨论。 自2007年7月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据介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每月增加1万家，目前已突破73万家，广泛分布在种植、畜牧、农机、渔业、林业、民间传统手工编织等各个产业，且助农增收明显，入社农户收入比非成员同业农户收入高出20%以上。 但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日益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其束缚也日渐凸显。“虚假登记现象普遍存在；成员与合作社财产权属及财产利益界线不清，国家财政补助形成的财产归属不明；合作社内部共担风险的机制没有形成，惠顾返还原则不能有效实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起草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任大鹏看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停滞，令合作社发展受阻。 任大鹏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应明确合作社与成员之间的财产权利边界，并明确成员出资方式；完善治理结构，通过赋权、监督等方式妥善处理决策效率与成员治理权保护的关系；完善责任制度，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成员的出资责任与交易风险。 他还认为，有必要设立联合社制度，放宽合作社营业范围限制，并明确土地股份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乡村综合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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