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致癌性分歧浅析

2015年3月20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将草甘膦列入“2A”类——“很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IARC在其报告中称：“有限的证据表明，除草剂草甘膦可能导致非霍奇金淋巴瘤。同时，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

10月23日德国监管机构代表欧盟完成了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关于草甘膦专题论文的审查，并且得出结论“根据五个用小白鼠做的致癌性研究和七个用大鼠做的慢性毒性和致癌性的研究数据证明：草甘膦作为除草剂用途不存在致癌风险。”此外，欧盟监管机构根据“分类标识和包装”标准监管条例，未将草甘膦分类为“致癌性的危险性类别”。

面对两个权威机构作出的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一起来客观地分析，给使用者一个值得信服的解释。

2015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癌症研究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最新报告，将红肉与加工肉制品分别列为“致癌可能性较大”和“对人体致癌”。此报告一出就引起了全球肉类相关行业的强烈不满。

红肉和草甘膦同样处于“2A”类别，不能说明草甘膦和红肉有相同的致癌性，但是从IARC对红肉分类质疑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IARC分类尺度的把握，更清楚了解分类的意义。11月6日，WHO日内瓦总部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首度回应关于红肉分类的问题。下面是对IARC专家言论的一些理解:

言论一：IARC哈特尔：迄今为止，我们的项目已经评估了超过900种物质的致癌可能性，上面的这个分类能够看出来一种物质有没有导致癌症的能力，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并不能用来衡量接触或使用这些物质后癌症会发生的风险。这个名单研究的不是特定物质导致癌症的风险有多大，而是什么物质会导致癌症，也就是常说的癌症和一些物质间的因果关系。你可以想想台风的等级分类。台风的等级划分标准是风速——这种划分与台风和飓风会造成的灾难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灾难大小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包括台风发生的时间、地点等。

对应的理解：草甘膦使用过程中的致癌性，哈特尔的解释实际上与全球质疑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与吃红肉的情况一样，考虑到草甘膦的正常暴露量，IARC并未作出正常使用草甘膦会导致癌症发生的结论。

言论二：哈特尔：报告目的只是回答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主要的专注点是特定物质导致癌症因果关系的强弱，而并没有回答在这个实践中会对人们有什么改变，无论是对人类消费上，还是对于任何公共卫生政策上的改变。

对应的理解：IARC将草甘膦归入2A类，对草甘膦安全使用并无指导意义，也无意于对各国农药评审机构带来影响。

言论三：哈特尔：我们并没有说要人们停止吃肉。我们的观点是：保持适度摄入永远是好的，其对象包括盐、糖类，也包括特定肉类。我们希望人们记住必须更多摄入蔬菜水果，在保证足够量水果蔬菜的前提下，摄入其他类别的食物。

对应的理解：物质被列入2A类别，并不代表该物质应该被抛弃使用，被证实正常使用情况下不会造成危害的物质，不需要作出改变。

综上所述，IARC报告指明的仅仅是致癌性的因果性，而不是一种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评估。
针对草甘膦的建议
IARC保持中立的科学态度值得尊重，IARC的结论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依据。但是我们看待IARC分类的时候，要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不能因噎废食，亦不可谈癌色变。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禁用草甘膦，比如斯里兰卡，称草甘膦与该国北部四处蔓延的慢性肾脏病有关，但并非主流。

IARC对于草甘膦的致癌评级，依据仅仅来源于实验室特定条件下的试验结果。而实际使用过程中剂量决定毒性。安全并不等于绝对没有风险，很多时候风险可测可控也是一种安全。

相对于其他毒性更大的除草剂，草甘膦在农业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欧盟2015年12月公布了74种具有慢性毒性的农药，其中草铵膦被划为有生殖毒性的物质（1A或1B类），然而该产品在国内应用呈快速发展趋势，并被部分业内人士称为草甘膦的替代产品。全球销量第二的百草枯在中国被列入剧毒农药，但仍然在国内畅销。因此，草甘膦即便有风险，但只要严格按照规范使用，风险仍然在可测可控的范围内，而且根据现在的研究结论，相对很多其它产品，草甘膦更安全。

草甘膦在全球已有40年的安全使用历史，并未发现对人类致癌的直接依据。对于草甘膦的使用者，笔者建议：无需恐慌，安全使用，肉该吃就吃，草甘膦该用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