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之下的农业

重金属污染难降解 治理待突破须防治相结合
自2009年至2010年间，全国共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达31起，目前，我国由于在重金属的开采、冶炼、加工过程中，造成不少重金属如铅、汞、镉、钴、砷等进入大气、水、土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1年1月，安徽怀宁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件，重金属污染之殇让国人再次警醒。近年来，“血铅超标”事件时有发生，袭卷陕西、河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湖南、江苏、山东等多省区。
近日，一则根据中科院研究，“我国西南等省区农田遭污染”的报道见诸报端，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
据悉，国土资源部还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一桩桩、一件件，从国人、到国土，重金属污染频发，国人之殇未平，国土之痛又起，中国重金属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
重金属污染难降解
所谓重金属污染，指的是由重金属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由采矿、废气排放、污水灌溉以及使用重金属制品等人为因素所致；因人类活动导致环境中的重金属含量增加，超出正常范围，并导致环境质量恶化。
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汪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于其他污染物的可降解特性，重金属污染物有着永远在环境里循环、无法降解的特点，这也就加重了其对人群的危害。他说，蓄电池制造、冶炼等生产企业违规生产造成周边人群的“血铅”事件就是非常严重的。
据介绍，自2009至2010年间，全国共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达31起。目前，我国由于在重金属的开采、冶炼、加工过程中，造成不少重金属如铅、汞、镉、钴、砷等进入大气、水、土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重金属污染物极难降解。”汪键介绍，尤其是存在于水和土壤中的重金属兼具富集性，是不可逆转的。他强调，对此国家将尽快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对包括重金属企业在内的所有高排放企业的监管将是国家下一步重点要做的。
重金属污染治理有待突破
对于重金属污染的成因，多数观点认为，由于国家早前有关矿区开采的政策体系不完善、缺乏全局统筹、开采工艺落后以及监管不力等因素，矿区多采用粗放开采、随意排污的方式，日积月累，方现如今的污染境地。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部研究员封志明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国家重金属污染主要集中于开采的矿区，西南地区矿藏丰富，由于开采不慎势必造成重金属对当地的污染。
对于当前的污染现状，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予以改善？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土壤研究室副主任杨俊诚对本报记者表示，土壤污染，必须防治结合，首先严把入口，完善监管，尽量杜绝污染源；再有就是治理，尽管当前针对重金属对土壤的治理很难，但还是有所突破的。
据了解，在湖南郴州、云南、广西等地开展产业化示范工作的“蜈蚣草”种植已经在被重金属污染、无法耕种的土地上取得了成效，因此“蜈蚣草”也被称为“土壤清洁工”。
“蜈蚣草”种植，作为“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首先由同属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部的陈同斌研究员率先发现并开发出来。
尽管陈同斌并未接受本报记者的进一步采访要求，但据其介绍，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被污染土地就可“恢复健康”。
此外，我国还有包括对土壤施加改良剂、控制土壤氧化－还原状况、改变耕作制度、客土深翻等防治土壤污染的具体措施。
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
剑指重金属污染
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生态安全研究室主任张庆忠对本报记者说，由于当前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对重金属污染监测的全局体系，对污染防治显然不利。正如媒体报道，重金属污染十分严重，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
近日，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到2015年，中国将建立比较完善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事故应急体系和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基本遏制突发性重金属污染事件高发态势，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年减少15％，非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则不超过2007年水平。
本月18日，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就该规划召开的视频会议上强调，各级环保部门要把重金属污染防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的大事；坚决打好重金属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久战。中国经济时报 李海楠

镉米冲击波仅冰山一角 全面重金属危机需警惕
本刊2月14日刊出封面报道“镉米杀机”后，中国多地政府部门迅速作出反应。北京、南京、海口、昆明、厦门、青岛等城市的质监部门均对媒体表示，近期当地市场抽检未见镉米。
本刊记者还从多个渠道获悉，此次镉米舆情，已经传递到相关部委高层。农业部官员则告诉本刊记者，镉米污染问题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牵头负责。
多地关注镉米
2月14日以来，中国内地多个城市的农业、质监或粮食部门陆续通过媒体，称本地市场上没有镉超标大米。还有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表示将进行摸查或调查。
据《北京晨报》报道，京粮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民餐桌上的大米主要来自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极少量来自南方，但也都远离本刊“中国大米污染不完全分布图”上所显示的广西阳朔兴坪镇等地。
上海市粮油行业协会秘书长赵志伟对《新闻晨报》称，上海市售大米主要来自东北、江苏等地，很少有湖南、江西等地的大米，且大米在进入正规粮油便利店、超市、卖场之前，供应商须提供产地合格证。
广东也迅即表态。据《新快报》报道，广州市质监局表示，尽管根据国家标准，镉并非大米的必检项目，但近两三年质监部门已经把镉纳入检测中，目前尚未发现本地产大米出现镉超标现象。广州市工商局则表示，针对媒体曝光的镉超标产地大米，已着手对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进行摸查登记。而广东省农业厅表示，广东大米一直都有检测镉，尚未收到相关报告，目前正积极了解调查广东大米的相关情况。
《南国都市报》报道称，海口市质监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曾对海口及周边县份进行检测，检测中凡是获证企业的大米都未出现镉超标。镉一般在重工业比较多的地方土壤中存在，而海口周边没有重工业。
广西南宁农业局办公室副主任杜勇则告诉《当代生活报》，几年前确曾听说桂林阳朔县出现过稻米镉金属超标，但南宁市多年来未接到有关镉米的任何报告。此外，他在第一时间将镉米的相关媒体报道转给局里的农艺师和稻米专家看，大家认为稻米镉金属超标主要分布在矿山密集区域或者是大型化工企业常年存在的地方，而这两个条件南宁市均不具备。
《东南快报》记者从福建省质监部门获得的消息则是，该省2011年1月13日公告的2010年四季度全省粮食加工品监督抽查结果，共抽查442家企业生产的456批次粮食加工品，产品抽样批次不合格率为零。
不过，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表态相比，学者的研究却揭示出另外一番景象。例如，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陈迪云教授等人近几年发布的多篇论文披露，福建沿海一些地区稻米中镉含量超标。该研究小组2008年在福建沿海地区10条主要流域布点采集水稻样品185件，结果有16.8％的样品铅超标，11.4％的样品镉超标，而镉和铅含量高的样品主要集中分布在漳州、福州、福清等工业发达的城市周边地区。
警惕环境健康危机
除了政府部门，多位专家也就镉米问题发表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保平研究员表示，他在2002年就听说过这方面的问题，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说耕地受到重金属严重污染。但一些地区，明知有污染，还让老百姓种，“污染面太大，地方政府也管不过来。”
当然，有专家表示，镉米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镉米对人体的伤害也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严重。一位研究人员称：“在我多年的研究中，的确发现有些地方土壤污染严重，而当地百姓又常年食用被镉污染了的大米，有的群众确实吃了20年、30年，甚至年头更长。但是据我们观察，没有出现大的严重健康问题，只是有一些初步症状，有些污染区人群甚至看不到明显的健康异常。”
本刊记者还获悉，2010年11月，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在贵阳召开了《贵州省赫章县污染及人群健康状况调查》项目验收会议。这是中国首次按照《环境镉污染所致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GB/T17221－1998）技术要求，对镉污染区进行系统性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赫章县土壤环境镉污染严重，当地人群日均和最大累积镉摄入量仍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最大允许暴露值，但人群健康损害尚未达到该标准的判定条件。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表示，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普遍的镉中毒现象。可能在一些职业病中有体现，但缺乏流行病学上的证据。
不过，潘小川指出，随着政策管控的不断加强，近些年工业排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和改善，但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需要长期积累才会显现，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中国正在进入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环境健康危机高发期。
在日本富山县，由于镉污染导致的痛痛病患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维权，1972年诉讼获胜，但直到最近两年仍有人被认定为痛痛病患者。
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镉米只是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可能还包括砷、汞、铅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无论如何，以镉米为代表的重金属污染问题，都值得全社会警惕。
潘小川教授强调，除了加强污染控制，政府应该牵头组织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尤其在尚未爆发环境健康危机但有过严重污染历史的地区，需亡羊补牢，早做准备，包括建立预警机制、对暴露人群实施保护措施等。可以预见，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危机将继续出现，“想压也压不住。”
镉污染调查难
多位专家表示，在镉米等重金属污染以及对健康影响的问题上，相关调查和基础性研究极为缺乏。而现实中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能遭遇重重阻力。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尚琪表示，他们近年到镉污染区进行健康调查时，面临不少难题。
通常的情况是，疾病控制机构的调查未及全面展开，当地即出现聚众和上访事件；随后，地方政府便不支持学术机构的调查；最终这类调查往往不了了之。
尚琪说，这种情况导致学术界和高层政府无法全面了解镉污染区居民健康状况。因此，他呼吁公众未来能够支持调查，理性看待镉污染问题。
而本刊记者访问的大多数食用镉米的村庄中，村民皆表示政府部门从未组织过镉是否超标的体检，也未听说有卫生或疾病控制部门的调查人员来过。
多位学者向本刊记者确认，由于担心出现上访事件，地方政府往往阻挠学者的调查，同时也不愿让村民知道较为真实的镉污染现状。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还指出，与土壤污染相关的诉讼很难开展。
2008年，王灿发接触过湖北省大冶市镉污染严重的一个村子。“当时有村干部找到我们，希望通过打官司要点赔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再无下文。”王灿发的团队希望找到具体村民，以受害个体提起诉讼，但村干部要求代表整体村民，不让他们接触具体村民。
此外，在广东省北部的大宝山矿区，有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显示，当地的镉等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河水都是红色的。”王灿发说，但等到2007年着手诉讼时，检测显示当地土壤和居民体内的镉超标又不那么严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国部分烟草重金属超标 最高超出外国香烟3倍
人民网悉尼10月7日电（记者 王君平）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会议今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2010年会议主题是改变、挑战与进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亚太。来自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议发布的一项中国与其他国家烟草的对比研究表明：中国产的13个牌子卷烟检测出含有重金属。烟草中含有的铅、砷和镉等重金属成分，其含量与加拿大产香烟相比，最高超出三倍以上。研究人员选用加拿大香烟与中国香烟对比，是因为加拿大法律规定烟草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检测烟草中的金属含量，加拿大卫生部近期披露了相关数据。
这项名为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涉及80多项控烟研究，研究者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主要评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控烟政策的影响。
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杰弗里方说，对于许多国家的消费者，他们知道巧克力含有什么成份，对所抽的烟含有什么样的成份却是一无所知。从维护自身的权利来说，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这就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检测卷烟和其燃烧烟雾的成份，以帮助政府和消费者做出明智的决策。
项目的研究者纽约州罗斯维尔?帕克癌症研究所的理查?奥康纳指出，烟民和非烟民都有权利知道卷烟中究竟含有什么样的成分。烟草中含有让人致死的成份，迫切需要对卷烟产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并严格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控制公约》。
加拿大研究者方教授最后强调，中国人对烟草危害知之甚少，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中国很快就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灾难。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保护公民不受烟草的危害。
目前中国烟民大概在3.2~3.6亿，约占全球烟民总数的1/3。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烟民达500万人，其中中国有120万人。详细>>
重金属对人体伤害：
镉：导致高血压，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破坏骨骼和肝肾，并引起肾衰竭。
铅：是重金属污染中毒性较大的一种，一旦进入人体将很难排除。能直接伤害人的脑细胞，特别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
砷：是砒霜的组分之一，有剧毒，会致人迅速死亡。长期接触少量，会导致慢性中毒。另外还有致癌性。
这些重金属中任何一种都能引起人的头痛、头晕、失眠、健忘、神精错乱、关节疼痛、结石、癌症。
来源一：从烟草产区的土壤中来
重金属污染绝对不是一个新鲜词，我们吃的蔬菜里照样会有重金属，这些都是从土壤中来的。土壤中本来是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的，但是量很小。真正多的是跟随污水、城市废弃物进入土壤的重金属，它们主要是在40厘米以上的土层后，不易转移，也不易被微生物分解。…[详细]
另外，有研究表明，烟叶中的镉、镍、铅等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和PH值是负相关的，所以土壤越酸，重金属的含量也就越多。我国大量燃烧含硫煤，酸雨越来越多，土壤也自然受到影响。（据《吸烟过程中的重金属来源解析及预防》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杂志 2005.10；《烟草重金属研究概述》 烟草科技/烟草化学 2004.12）
来源二：加工过程中引入重金属污染物
香烟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引入重金属污染物，比如在加工的过程中会使用香精、香料，并且还可能会有机械接触。另外，不同的加工工艺也会影响成品香烟中重金属的最终含量，研究表明不同产地、不同品牌的香烟中重金属的含量有一定差异:从香烟档次分析,低档香烟中所含重金属比高、中档高;从香烟烟型看,烤烟型比外香型重金属含量低。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生产香烟的原料产地、环境、烟叶的质量和晾晒方式外,还可能与香烟的配方、生产工艺有关。（据《吸烟过程中的重金属来源解析及预防》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杂志 2005.10）
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出台 总量控制5种重金属
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砷毒”、“血铅”、“镉米”等事件频发，让重金属污染成为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一；即将出台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将对汞、铬、镉、铅等重金属进行重点防控
3月下旬，安徽省近一半以上的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仍在停产。
今年1月，安徽省怀宁县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故；经查，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污染为肇事主源。
随后，安徽省有关部门在1个月内关停约50家铅酸蓄电池企业。
这起事故，直接加速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的出台。
2月18日，该《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成为首个获批的“十二五”规划。业内人士认为，“人人喊打”的涉重金属行业，已经走到了历史关口。
总量控制5种重金属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此次《规划》中进行重点监控与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的重金属主要有5种，即汞、铬、镉、铅和类金属砷。
按照《规划》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
所谓“重点区域”，包括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4个重点省份和138个重点防护区。
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介绍，与二氧化硫等具有普遍性的主要污染物不同，重金属污染物呈现区域特征性污染，“即使14个重点省区，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存在问题；《规划》甚至细化至工业园区层面，比如某个乡镇中产业集群的一个工业园内。”
吴舜泽坦言，突发事故发生频率的增加，源自涉重金属行业无序发展”。
据其介绍，《规划》对于重点监控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属于“硬性指标”，要求极其严格，“重点区域”原则上不再建立涉重金属企业。例如，重点防控汞污染的区域，原则上不再新建涉汞企业，禁止新增汞排放的同时还要削减排放量。
“通过企业的清洁技术改造，加强企业排放监测等措施，必要时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吴舜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尽管《规划》在防控、治理两方面均有要求，但“十二五”规划侧重点，却并非整治与修复历史遗留问题；而是要重点解决涉重金属企业的污染问题，控制“多、小、散、乱”企业，稳定企业排放水平。
最大软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呼吁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但在《规划》出台前，此项工作始终让步于“更迫切需要解决、具有普遍污染性”的二氧化硫与化学需氧量物减排。
早在1978年湘江流域就爆发过重金属超标事件，一度导致部分沿岸居民饮用水中断。由此肇始的汞污染治理，很大程度是迫于社会压力。
灭火式的治理导致“底数不清”，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环保部门例行的环境监测数据，虽包含了最近5~10年大气与水体中重金属含量与变化数据；但具体排放源在哪里，一直未曾公开。
2006年，由前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正式启动；但计划用3年半完成的该项目中途一度搁浅，直至2008年才重启，至今也未发布任何结果。
2007年5月，中国启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首次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详细调查，涵盖了水体、大气和土壤。这为今年《规划》的出台，提供了降低排放量的“2007年基准线”。
这个调查维持了2年多，直至2010年2月才最终对外公布。普查结果显示，当时的重金属(镉、铬、砷、汞、铅)排放量为90万吨。但该普查结果并未公布各省区或行业更详细的数据。
2008~2009年，重金属污染进入事故频发期，相继爆发贵州独山县、湖南辰溪县、广西河池、云南阳宗海、河南大沙河等5起砷污染事件；
2009年8月，陕西省凤翔县3个村庄发生851名儿童血铅超标事故，成为《规划》的最大催化剂。
随后的2009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经过近半年的基础准备，各地同步启动数据调查，并反复征求意见后，《规划》逐渐成形。“基本摸清了中国重金属污染情况，包括汞镉铅砷铬等几种水体与大气重金属污染物”，吴舜泽表示。
更重要的是，重点防控区与重点防控企业也有了一份清单。据吴舜泽介绍，包括铅蓄电池制造业在内的五大行业和4452家企业成为重点防控对象。
环保部有关人士表示，这五大重点防控行业已经细化。例如皮革及其制品业，仅针对皮革鞣制加工业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仅针对涂料、油墨、聚氯乙烯等行业进行总量控制。
“重金属污染在行业中并不具备广谱性，不是每个行业或企业都会使用重金属作为原料或者催化剂”，这位人士解释称。
肃铅风暴
《规划》出台不久，一场“地毯式”排查自2月起席卷全国。
“十二五”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第一步棋”，落到涉重金属企业整治关停上。因频发“血铅”事故，铅酸蓄电池行业饱受诟病，第一个被开刀。
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应对本辖区全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进行排查，对于没有履行环评手续、没有完成“三同时”验收、长期超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坚决依法停产治理”。
3月初，环保部已组织环保专项检查工作，由环境监察局带头的10个检查组分赴各省市，对各地铅酸蓄电池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结果不是太好”，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业内人士称，“估计很快会下文件，关停一批企业。”
有专家已对此表示担忧，密集关停可能导致污染企业向中西部转移，那里环境更加脆弱。
“地方招商引资与GDP、政绩挂钩。重金属防控政策也一样，一旦涉及到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就可能会变味”，业内一专家表示。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中国的铅酸蓄电池生产基地——浙江省长兴县曾在2004年大规模整治生产企业；但被整肃企业却接到了安徽、山东、江西、湖北等地递来的“橄榄枝”，以招商引资名义成功转移，为后来各地频发的重金属污染事故埋下伏笔。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秘书长刘家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当务之急是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规范行业清洁生产”。
“涉重金属电池企业的重金属防治，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刘认为，清洁生产技术虽然投资较多，但投资回收期并不长，大型企业很愿意使用；但诸多小企业资金困乏，推广难度很大。
铅酸蓄电池行业的企业主要分布在浙、皖、粤一带，拥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近2000家，“没有许可证的不计其数”。
据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统计，中国规模以上的铅酸蓄电池企业仅有二、三百家，生产量占铅酸蓄电池行业总产量80%以上，“整个行业企业数量过多，规模普遍过小，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2010年11月26日，工信部《电池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预防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成为《规划》中五大监控行业中的首个行业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
该《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15年，中国电池行业汞、镉耗用总量分别削减80%和70%，铅蓄电池单位功率耗铅量减少10%；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重金属固体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回收利用和安全处置；规范完善废旧铅蓄电池回收再生利用体系；按现行清洁生产评价体系，30%以上规模企业的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两年后，产值小于8000万元/年的铅酸电池企业将必须停产，选择转型或者被淘汰；只有年产值达到2亿元的企业才能准入。照此推算，全国铅酸蓄电池企业将至少减少一大半或更多。”刘家新对《财经国家周刊》做出以上解读。
“限制规模小、技术落后、条件差的企业转型与转产，大型企业加大清洁生产投入，污染都是可控的”，刘家新反复强调，“没有污染的行业，只有污染的企业”。

中国的现状整个都是令人堪忧的，没有未被污染的东西，只是没被曝光而已。太可怕了~~~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但是，可悲的是，并没有多少人去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