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纳税之愧”让公权自省

       当更多人透过这句话感叹公民意识在乡村社会缓慢而艰难的发育进程时，当知识精英引经据典用民主、市场和责任等概念去论述这种愧疚之感的肤浅和可笑时，当官员“农民群众境界高”的赞叹被解读为公权对农民朴素感情的坦然接受时，与其说我们看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激烈交锋，不如说是不同社会成员对于改革路径的意见分歧——是继续让公民成为公权的附属品，还是在社会的充分发育中积攒与政府博弈的力量。       当“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之类的官员“雷语”一再为社会增加政治笑料的时候，一个河南农民的一句朴实之语突然走红网络，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这位来自河南贫困山区的村民告诉前来视察的省委书记卢展工：“过去俺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啥税也不交，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心里很惭愧。”此言赢得卢书记赞叹：“农民群众，境界高啊。”
       在公民意识、权力制约等关键词逐渐登上时代中心舞台的今天，村民的这番言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甚至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农民对公权感恩戴德、奉官员为衣食父母——如此之“高”的觉悟，早已伴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而成“流水落花”。然而，抛开愚民与奴化、民主与自由等立场之争，当我们将这句话放诸于“那情那景”的原生态之中的时候，便可窥见“荒诞”背后的朴素真实。换句话说，当每个人站在各自角度去解释、阐发“不纳税之愧”的时候，当事村民的表达权却被选择性忽视。
       如果“不交税很惭愧”是村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之下、基于自身的认识和生活经验所吐露出的肺腑之言，那么作为围观者的公众首先要做的是尊重，对一个独特生命话语表达权的尊重。固然，当省委书记站在一个农民面前的时候，后者恐怕很难能够如平常和乡邻闲聊一样轻松而平静。我们更可以想象，当时站在省委书记背后的，或许还有手握乡民生活命脉的众多基层干部——在如此微妙的场合和氛围中，“漂亮话”自然而生，试想，有多少农民能够像重庆农妇熊德明一样斗胆为丈夫向温总理讨薪呢——虽然这样的分析并不违背现实逻辑，但迄今没有获得当事人的证实。也许，这并不是一句场面话，而是该村民藏积心中多时，此番得见省委书记方一吐为快。
       然而，公众谈论的焦点显然不在于这句话是否代表了村民的真实想法，而在于“不交税的愧疚感”背后所传达的家国观念。当更多人透过这句话感叹公民意识在乡村社会缓慢而艰难的发育进程时，当知识精英引经据典用民主、市场和责任等概念去论述这种愧疚之感的肤浅和可笑时，当官员“农民群众境界高”的赞叹被解读为公权对农民朴素感情的坦然接受时，与其说我们看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激烈交锋，不如说是不同社会成员对于改革路径的意见分歧——是继续让公民成为公权的附属品，还是在社会的充分发育中积攒与政府博弈的力量。
       这位河南农民的愧疚感背后所隐藏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农民不纳税，是否丧失了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否就意味着对国家的贡献被清零？虽然自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至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皇粮国税”成为中国农民履行政治义务的主要形式，偷税漏税或可惹上刑狱之灾，但根据现代政治理论，纳税与否并非是享受国民权利的必要条件。试问，襁褓中的婴儿无法纳税，但其公民身份却早已与生俱来。虽然从理论上说，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更是部分社会成员代表全体民众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与公权部门所做的一种利益交换——前者让渡个人财富，后者输出政府责任，并以税收杠杆促进社会公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对特定人群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并未同时抹杀该群体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从这一角度判断，非纳税人对公权产生愧疚之感，所循着并非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而是传统社会“无功不受禄”的人情常识。
       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公权部门对农民的感恩之情自可安心领受，因为他们更多扮演的是社会资源的索取者角色，政府责任与国民贡献并非等价交换。特别是在畸形体制之下，官员出于私利大收苛捐杂税，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平民虽几乎人人纳税，政权却陷于不稳定的治理失衡状态中。现代国家是与责任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公权部门变身为服务者，虽然不必人人纳税，但在对民权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中，政权的合法性基石却会越筑越牢。
在中国，农业税的消亡不应同时终结农民权益，而应唤醒更多的政府责任意识。而在一些地方，我们却没能看到这样的变化。农业税成为历史并没有带走某些公权部门的官僚习气，更没有让官员放下衣食父母的架子。一些地方的官民关系仍然在沿着既有的轨道惯性前进，甚至因征地拆迁等问题而变得更为紧张。无论谁——当今之时，人人者是纳税者，除非你不消费——很多人却难以对政府施以有效监督，这才是农民“不纳税之愧”背后最大的悲哀。从这一角度观之，农民“不纳税之愧”应成为公权的一句自省语。
       虽然在农业税问题上，农民由被索取者成为被补贴者，但我们的视野显然不能停留于此。在跑不过CPI的收入面前，在以高强度、低薪酬劳动托起财富大厦却无法享受城乡平权阳光雨露的2.5亿农民工面前，农民已成为社会显性与隐性的纳税者。因此，在有关纳税与贡献的讨论中，首要问题是理顺公民权益和政府责任的关系。如果一些政府部门仍以索取思维管制社会，那么农民的愧疚只会让他们更加陶醉于权力的快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