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农药冲击下的我国农药行业透视

外企农药冲击下的我国农药行业透视（好东西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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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对中国农药市场每年400－500亿的销售额和正在成长的广阔市场，以孟山都、杜邦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把中国看作国际化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与许多被外资入主的行业相同，国外企业给中国市场带来了优质的农药，却并未带来国内农药急需的科研成果、管理经验等核心竞争力。而且，经过20多年的运作，中国已成为这些跨国公司产品市场中的不可或缺的板块，国内农药企业已经处于主战场阵地沦陷的状态。孟山都、杜邦、拜耳、先正达、陶氏这五家跨国农药巨头都在中国市场上施展身手，先后以优势产品主导中国市场。孟山都的农达、拜耳的锐劲特、杜邦的康宽、先正达的适乐时、陶氏益农的高效盖草能、毒死蜱已经成为中国数亿农民、农药行业人员耳熟能详的名字。

中国农药行业现状：分散的行业，成长的市场。我国农药生产企业2200多家，厂家规模小而分散，前10大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不足20％。2007年，我国农药产量(折100％原药)达173．1万吨，2009年，中国农药总产量超过226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但中国农药大而不强，行业前10大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只有l9．5％．前20大企业占总产量比重只有30．8％。单一制剂和复配制剂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无一家超过3％．大多数企业靠薄利多销度日。

中国农药企业的品牌认知度低，登记的品种分散，产品同质化严重。农药主要有效成分只有数百个，而中国登记农药品种超过25000个。光一个阿维菌素制剂就有2798个品种(包括含阿维菌素的混剂品种)，登记企业达到505家。相比之下国外的产品品牌认知度很高，孟山都的“农达”每年为孟山都公司贡献数十亿元利润，而中国草甘膦登记企业近400家，登记的制剂数达785个，但没有一个企业或产品可与“农达”抗衡。

一、几个典型的故事

1、草甘磷（农达）

孟山都整个草甘膦生产能力应该占到全球生产能力40％左右，同时它又控制着全球20％的产能。在2005年或者2006年，国内草甘膦的价格降到了2万元/吨。此时，孟山都出于战略考虑，关闭了一条草甘膦年产10万吨的生产线，直接到中国采购草甘膦。

由此，引发了国内草甘膦价格持续上涨，2006年底为3万元，2007年度全年均价为4.67万元，2008年上半年均价为8.21万元，最高价格曾突破10万元大关。价格的疯涨，吸引了受到巨额利润的刺激国内大批企业纷纷新建或扩建草甘膦项目，从2007年开始，大大小小的草甘膦生产企业就不断上马项目扩产，至2008年9月份计划的新增产能就至少达到40万吨左右，而国内的消费能力不过在5万吨左右，大部分的草甘膦主要还是依靠出口。在这样的疯狂行情中，2008年5月，孟山都又宣布恢复重启10万吨生产线，同时，又投资扩建4万吨产能，项目建成后，草甘膦产能提高近20％。2009年中国产能就达103万吨，而全球草甘膦需求量约80万吨左右。于是，这一轮价格飙升的行情终结了，草甘膦的价格就一路下跌，目前个别企业原药的售价已低至1.9万元／吨，而生产成本一般在2.5万元／吨左右。可以说，由于中国农药行业管理的混乱和企业自身的盲目性，让孟山都相当自如的操纵着草甘磷市场。

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着。

2、氟虫腈（锐劲特）的故事：在中国市场销售15年，农民家喻户晓。

锐劲特是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原罗纳普朗克农化公司）于1987年开发研制，1993年开始商业化的苯吡唑类新型杀虫剂，其通用名为氟虫腈（fipronil），由于该药剂结构新颖，作用机理独特，活性高，被国际上喻为新一代的高技术杀虫剂。

1994年锐劲特引进我国，与各地农业科研机构、植保推广部门合作，在长江中下游水稻种植区广泛开展试验、示范，主要目标为水稻二化螟、稻飞虱、蝗虫、小菜蛾等。

1997年主要推广锐劲特防治蔬菜害虫（小菜蛾），同时探索防治水稻主要害虫的定位与应用技术，被上海市选定为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推荐用药；

1998年将锐劲特定位于防治水稻二化螟，并明确了华东和华中6省为主要市场，其中在浙江推广应用最成功，1998年被浙江省植保总站推荐为全省“稻田无螟害行动计划”的首选药剂，当年在浙江使用面积超过100万亩，99年超过300万亩，被浙江省植保站、浙江省植保学会推荐为“新农药科技推广前景产品”；同年在广西成功推广锐劲特种子处理技术；

2000年完成锐劲特防治水稻纵卷叶螟的登记；

2003年开始与国内厂家合作推广应用混配产品，同时在湖南成功地推广了锐劲特现混现用技术，应用范围广泛；

2005年大面积示范推广锐劲特，主打稻纵卷叶螟同时兼治同期发生危害的二化螟和褐飞虱；

2007年锐劲特在中国的销量超过2100吨，销售额超过3亿；

2008年６月11日锐劲特过专利保护期；

2009年2月1日农业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自2009年7月1日起，除卫生用、部分旱田种子包衣剂外，在我国境内停止销售和使用用于其他方面的含氟虫腈成分的农药制剂。原因是氟虫腈对鱼等水生生物和蜜蜂毒性很大，对环境不友好。

最让人深思的是早2000年全国农技中心就发出《关于加强“锐劲特”安全使用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发现锐劲特对蜜蜂及鱼虾等毒害问题，需要引起密切注意。2000年6月20日，河北省冀州市在飞机防治夏蝗过程中，发现用药后造成蜜蜂大量死亡，共涉及防治区附近6个村庄的15个养蜂户，死蜂250箱左右。另据浙江省反映，1999年9月平湖县黄姑镇从内河取水加注入虾塘内，造成大面积死虾事件，后经测定发现水样中有锐劲特。”然而直到十年后的2009年才以对鱼类和蜜蜂高毒为理由禁用，也刚好是锐劲特专利保护期刚刚过去，国内仿制产能激增，准备大量跟进之时，这引起巨大振荡和诸多猜想。拜耳鋭劲特在中国赚了盆满钵满，专利保护期一到恰逢禁止，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国内那些跟进的企业！因为拜耳后续产品稻腾（10%阿维氟虫双酰胺）已经顺利接替其在中国的水稻市场。

更有人质疑说：对蜜蜂和水生生物高毒的农药很多，也没有被禁用，而锐劲特真正被禁用的原因是国内登记氟虫腈的厂家与拜耳公司的利益博弈，这这场战争中拜耳公司败了，国内厂家也败了。

3、氯虫苯甲酰胺（康宽）的故事刚刚开始，历史会不会重演？

康宽（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是由杜邦公司研制的新一代杀虫剂。获得了2007年10月16 日布莱顿(BCPC)世界植保大会“最具创新的化学奖”。该奖项是颁发给对全世界的环境生态有杰出贡献的化学农药。

氯虫苯甲酰胺杀虫谱广，持效性好，耐雨水冲刷，对靶标害虫的活性比其它产品高出10－100倍，这些特性实际上是渗透性、传导性、化学稳定性、高杀虫活性和导致害虫立即停止取食等作用的综合体现。因此决定了其比目前绝大多数在用的其它杀虫剂有更长和更稳定的和对作物的保护作用。防治水稻主要害虫上效果显著，尤其对其他水稻杀虫剂已经有抗性的害虫更有特效，如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大螟，对稻瘿蚊、稻象甲、稻水象甲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更为优势的是说明书显示：该农药属微毒级，对施药人员非常安全，对稻田有益昆虫、鱼虾也非常安全。持效期可以达到15天以上，对农产品无残留影响，同其他农药混和性能好，适用于多种农作物和果树，目前惟一指出不能在桑树上使用。

2008年康宽进入中国市场，在水稻上对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大螟表现为的防治效果优于常规的国产和进口品种农药，因此在我国水稻产区常发性的害虫防治上巨大的应用潜力迅速显现，2008年的销量迅速增长， 2009年超过一千吨销量。几乎取代了氟虫腈成为水稻杀虫剂的最优势品种，也认为2008年杜邦的康宽上市加快了政府淘汰氟虫腈的步伐。

杜邦氯虫苯甲酰胺2001年在全球申请化合物专利保护，保护期至2021年。然而与以前的化合物相比，国内对氯虫苯甲酰胺仿制跟进速度明显快于氟虫腈，在杜邦刚刚占领市场之时，2009年开始就有大量国产制剂里添加了氯虫苯甲酰胺成分，防治效果与其他杀虫剂相比优势显现，这自然会引起杜邦的不满，2009年8月,美国杜邦浙江销售代表在台州正式打响了杜邦康宽打假第一炮。2010年加大在全国市场打击侵权行为，耗费大量资金，利用公安系统经警力量，在市场上抽样检测，对于含有氯虫苯甲酰胺成分的制剂都视为侵权。

2010年5月初，南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举报称：有人以南通市天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名义在互联网上公开销售假药。警方经过一个月的情况收集和摸排，初步查清了犯罪嫌疑人姚兴安、王宇建等人通过租赁厂房、仓库、生产线以及委托加工等方式，生产美国杜邦公司的专利产品氯虫苯甲酰胺原药及成品康宽，并以虚拟的南通天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名义对外销售。至案发前，非法经营数额达到3500余万元，且涉及到全国18个省市，110余家企业或个人。

然而，这也许只是一个案例，国内产品里添加氯虫苯甲酰胺成分的不在少数，大有罪不罚众之势。结果会怎样呢？这是后话。

会不会在临近其专利保护期时，又能找到一些原因而禁用？即使不禁用，到保护期还有漫长的十年，会产生怎样的抗性？

二、国外农药能够长驱直入的几个主要原因：

1、先进的研发水平，高额研究经费投入，开发出优质高效的农药产品，成为占领市场的硬实力。

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需要，开发的新农药必须具有安全性高、残留低、无公害、生物活性高、使用费用低、选择性高的特性，在上述因素中，首先是考虑与环境的相容性，其次才是生物活性。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制约，新农药品种的开发日益困难，周期加长，投资加大，据统计，研制一种农药新的活性成分，从开始研发到实现产业化，平均时间需要9.1年，研发费用达到2.1亿美元。而且研发成功率较低，但只要开发成功，不仅回收所有投资，而且利润也非常可观，这种新农药开发的特点使得各农药公司竞争日益加剧，谁能率先占领农药新产品开发的制高点，谁就能主宰农药市场，获得更大的利润，当今新产品的开发成为世界农药界竞争的焦点，国外农药巨头在农药开发上，一方面巨额投入创制农药新品种，应用高效合成筛选体系以及基因工程的应用，另一方面，应用专利及其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作为有效保障。

而国内农药自主创新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目前还没有一个农药研究院所获得世界GI 认证。农药工业还处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不少原药含量较国外先进水平低5％一1O％，物耗多、成本高、污染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众多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与高新技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因此国外农药巨头进入中国的产品在质量和效果方面明显优于国产品种，经过试验示范，突出的效果成为农民选择购买的主要原因。


2、中国农药登记门槛低：国外企业在中国进行农药产品登记的成本低廉。

中国农药在国外销售需要拿到当地的产品登记证，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比如在美国登记一个农药品种需要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花费时间也很长，草甘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几乎没有中国草甘膦企业单独拿到登记证，大部分登记证掌握在国外经销商、生产商手中。中国农药企业只是他们的原料供应商，位于价值链底端。作为全球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中国却不掌握话语权，还频频遭遇反倾销的困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国外农药在国内批发和零售全面放开，国外企业在中国登记一个农药制剂的成本只要人民币十几万元，那些农药巨头来说可谓低廉至极，这也让外企有足够的费用空间用于攻关，势必形成大门敞开，长驱直入之势。

3、作为大型跨国集团，农药巨头们的游说能力和关系网络是不可低估的。

一方面由于资金雄厚、出手大方，另一方面其产品质量可靠，管理者的风险较小，对国内职能部门和科研单位的充分利用，成为其产品在中国市场迅速推广的利器。

从农达、克无踪、高盖到锐劲特、康宽，众多国外农药在中国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过程中，都得到了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以及全国各主要省、市、自治区的农科院植保所和各级植保站以及其他省区的有关单位的专家、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

通过足够的资金投入，利用中国各地植保站、科研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力量，媒体宣传、推广会议以及科研单位的试验示范，能够把以产品销售、创造效益为目的的推广行为，俨然变成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官方内容。

而外企农药代表和各级植保部门的关系之紧密有目共睹，品种也很容易登上主推公告和病虫情报，处处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感。

4、本土化，本土人才的利用

本土化策略在农药方面被广泛应用，主要体现在本土话语权、本土人力资源和本土环境的利用。一些国外公司在目标市场与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合作，提供经费，开展所谓的研究，或者成立合资公司，意图采取迂回战术，最终进入我国市场。在合作研究方面，基本上是通过经费支持，得到话语权的支持，而所谓的研究也只是验证性试验而已，试验报告以论文形式在国内权威杂志发表，作为宣传产品的佐证，对国内科研水平的提升毫无价值，而这种手法正在多个领域应用，大有屡试不爽之势。

同时，聘用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尤其植保体系内有话语权的专家作为顾问，在推介会上宣讲技术和产品，这些专家利用自身在当地的技术影响力宣传“雇主”企业的产品，效果十分显著。

在中国市场技术、销售人员的本土化，产品包装、宣传资料、宣传手段的本土化，通过对农民的培训和持续的产品更新，周密的市场调查、产品分析，为产品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些涉足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中，不能不提杜邦。在上世纪90年代，杜邦全球的首个农化合资厂落户中国上海。中国农化产业意在引进先进的农药品种，而杜邦则意在中国的广阔市场，所以各得其所地接受了合资公司的形式。之后杜邦产品在中国的销量逐年增加，在中国这个非专利农药的环境下能够有高价格和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证明杜邦的一些努力是成功的。另一化工巨头巴斯夫也在中国农药市场扎根，从1998～2008年，包括农化业务在

内，巴斯夫在中国每年的业务增长速度超过20％，这种业绩是可观的。


三、冲击的后果：

国外农药进入中国带来了双重后果，对中国农业来说，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机遇，也有冲击。机遇是暂时的，而冲击的后果更为严峻。

（一）正面作用：

1、不可否认，进口新农药对中国农业做出了一定贡献，给农民带来了好药，其防治效果明显优越，同时随着环境保护的压力和国内的觉醒，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产品正在技术和环保方面双重考量，在剂型上逐步采用水剂，减少苯类溶剂污染，这也是官方和民间都接受的原因之一。

2、给国内企业带了了仿制的目标，由于农药需求无法单独依靠专利产品得到满足，因此仿制农药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是客观存在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农药企业的产品种类。

（二）负面影响

1、        国内企业面临的挑战。目前我国的出口基本上都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原药，农药基础加工是高污染、高风险的行业，现在很多跨国公司的农药原药和农药中间体都转到中国来做，而跨国公司在中国卖的是制剂，是品牌。靠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产品去抢占国际市场，虽然原料市场的占有率有了，但是真正在国际国内市场畅销的却是跨国公司的品牌，更多的利润是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主流市场被国外产品占领，除草剂、杀菌剂、水稻棉花等主要作物的杀虫剂、蔬菜高端杀虫剂的主流品种几乎都有国外品种，在每年各省区的植保主推产品公告上可以清楚看到这一事实。国内企业多数夹缝中生存，单个产品很难形成象“农达”和“锐劲特”这样的规模和主流，而且价格相差很大。


2、国外农药的推广，使农民用药成本迅速增加，以水稻用药为例，锐劲特在水稻上推广之前，农民一亩田（2桶水）一次用药的药剂成本5－6元，现在用进口杀虫剂和进口杀菌剂配合，亩次成本达到30元。即使国内仿制农药的成分和防治效果相差无几，价格也低于进口农药20－30％。

四、我们该如何应对

1、行业管理合理设置适当门槛

无论WTO的规则如何公平，无论怎么市场化和全球化，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有保护民族工业的意愿和动力。由于中国开放时间较短，对一些所谓的规则研究不透，自然有受制于人的现象发生，中国草甘磷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而最终退出欧盟市场，就是惨痛教训。

在相同的事情上要有参照性，比如农药登记费用和手续，中国农药出口同样必须要取得进口国的登记管理，但办理一个产品登记证往往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准备大量资料数据以及等待繁琐的审批程序，代价高昂，耗时耗力，一般企业无力承受，当前农药出口绝大部分还是依靠拥有登记证的中间商。

而中国当前农药“三证”当中，农药登记证费用不高，只需要提供“田间试验”过程及结论即可，从准入条件看，它最容易获得通过，而农药生产许可证以及农药标准虽然登记费用更低，但因要求农药生产企业需要具备特定的设备、厂房设施、技术条件、资金及管理素质等投产的要求．往往难以获得通过。外企在中国只需要前者。

中国的相关技术、环境评价报告在国外登记时不被采纳认可，反之为何要轻易就认可国外农药企业的相关技术报告呢？合理设置适当门槛是合理而明智的。

2、行业管理部门和行业大专家尽其职责。

行业管理部门和有话语权的行业专家应该承担其重大责任。专家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研究全球行业动态，为中国农药产业把脉，将准确的信息传递给管理者，而不是把自己的水平和见识停留在大众水平，浮在表面，人云亦云，轻易被企业所说服，跟着别人屁股转，今天正说，明天反说。更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顾民族利益，甘当“汉奸”，成为国外农药巨头入侵中国的吹鼓手。

行业管理部门要在宏观政策上必须加强行业调控，建立产业发展协调与预警机制，指引国内企业健康良性发展，控制企业的盲目扩张，这样才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市场涨价―项目竞相上马―产能集中释放―价格骤然跳水”的市场怪圈。

3、国内科研单位和企业的自身努力，坚持不同层次的创新


国内农药的自主创新体系还未形成，国家用于农药创制的投入有限，有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农药科研开发费用仅有3500万一5000万元，如同植物科学研究领域都忙着研究基因一样，化工行业同样有大量经费浪费在所谓的尖端上游研究上，创制新型活性成分的投入显然不足。

随着世界农药生产向高科技、精细化、自动化及生物技术发展。新产品开发速度进一步加快，产品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国外跨国大公司的很多先进经验是花丝可以为国内大型企业所借鉴的，比如每年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开发新产品，同时和科研院所合作，加速新成果的产业化。  

仿制也是低层次的创新，已在中国取得登记或临时登记的品种，一般在国内已有一定的推广应用基础，在专利到期之后进行仿制，产品比较容易被市场接受，可以缩短进人市场的时间；同样，仿制在国外市场有较好基础的品种，可以考虑出口，并通过改进工艺、降低成本等措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企业应积极跟踪世界农药发展潮流，购买、引进一些国外大公司专利期将过的农药产品，加大开发力度。

同时注重自我保护，避免侵权行为，除了化合物专利之外，有些外国公司还在中国申请了相关品种的制造方法专利和制剂及组合物专利，因此在化合物专利到期的同时，还需关注其它方法专利或组合物专利的权利限制和保护期限，避免在品种开发过程中涉及侵权。

外企农药从产品本身\市场策划都领先与国内企业,我们应该要行动起来!

中国企业主要是不注重研发！ 导致败在外国农资企业脚下

哎呀，中国农药就是一杯具，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