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她的胸罩：高考作弊屡禁不止的文化基因

摘掉胸罩，拉下拉链……乍听好像是发生在廉价酒店里的事，事实却是考生为迎接“史上最严高考”做准备。传闻考生过安检时，只要金属探测仪一响，哪怕是胸罩上的金属丝或裤子上的金属拉链引发，照样被拒。严苛的防作弊手段并未消减考生作弊热情，媒体证实，高考网购作弊器价格翻了十倍。
　　
纵观历史，作弊行为古已有之，且逐渐衍生成作弊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作弊文化？

历史与当下：作弊手段的古今奇观

作弊与考试简直是相伴而生，自从隋唐推行科举考试以来，中国读书人研发无数千奇百怪的作弊手段。手段虽多，本就同源，归纳来说，无非“夹带”“替考”“贿买”三类。所谓“夹带”指的是将作弊材料通过一定手段带入考场的行为。北京科举牌匾博物馆中就藏有清代考生作弊用的“口袋书”，一寸见方的小本上写有四十一篇范文，近三万字。将这个小本携入考场也是门技术活，如夹入馒头中，放进墨盒里，塞到砚台下等等。更有人用心良苦，将范文写到坎肩上。例如，一位清朝考生竟然将六十二篇四万字的范文写到了坎肩上。

夹带”好歹是自己涉险，而“替考”就是拉别人也下水。替考在古代叫“枪替”，替考者叫“枪手”。对当代考生来说，“枪手”可不是陌生词，但却鲜有人知道它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为人所熟知。讲中国科举作弊史，如果不提“枪手”大师温庭筠，就等于讲明史要跳过朱元璋一样。唐朝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恃才傲物，视科举为儿戏，自己没怎么谋得功名，却帮很多人圆了仕途梦。尽管监督严格，他照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八人写完考卷，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出考场。他屡次作弊得手但没被逮，一时成为佳话。

与前两类作弊方式相比，“贿买”需要关系和资本，所以就略显高端了。“贿买”的形式多样，如贿赂监考官、贿赂阅卷管、出钱买题等。提到“贿买”类作弊，大才子唐寅的事迹值得大书几笔。他当年中了头名解元后，意气风发地进京参加会试。为了考中，他耍点小聪明，要来了主考官的文章，通过钻研主考官的文章参悟出了考题，并宣扬了出去。他的小童将考题卖给了江阴县徐经。开场后，众考生发现，唐徐二人入场前预侧的题目与考题暗合，舆论哗然。结果，主考官被罢黜，唐徐二人也未被录用。唐寅科场不顺，筑桃花庵，以诗文绘画为生，没事时踹一下寡妇的门，或点一下华府的秋香，最后成就了风流才子之名。

当今的作弊手段也没跳出“夹带”“替考”“贿买”三类，只不过是在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加入了科技与时代的元素。“替考”与“贿买”的形式与内容变化不大，但是“夹带”手段与科技相结合，成就了当今的作弊奇观。高科技基础上的“夹带”分为“声音传导”和“文字传导”两类。一般情况下，作弊团伙的外围人员报名考试，混入考场，通过针孔摄像机将试卷内容拍下，传到同伙的电脑上。通过截屏、打印，将试卷整理出来，交给做题的团队。做题的团队分头行动，做出答案，然后再以声音或文字的形式传输给考生。

最早的声音传输设备是“隐形耳机”，可接收无线电波，隐蔽性好。“隐形耳机”被查出后，同样原理的设备紧随其后，于是出现了“耳机笔”“耳机橡皮”“耳机眼镜”。把隐形耳机装入笔、橡皮、眼镜架上，趁监考老师不注意，通过用笔挠痒痒，或把橡皮放入手中，通过托下巴，或扶眼镜架等方式，听外面传输进来的答案。这些设备的隐蔽性很好，但还是招人耳目，慢慢都被查出了。于是“口腔骨传导耳机”应运而生。将耳机放入口中咬住，便能听到传来的声音。随着防作弊手段的先进，这种耳机最后也被查了出来。

文字传导要比声音传导安全一些。文字传导所用的工具也是五花八门，有橡皮、铅笔、手表、眼镜盒、铅笔刀等。基本原理与声音传输异曲同工。一般情况下，橡皮、手表等作弊器材上都有一个小屏幕，可以收到外面传来的文字信息。外围团伙会告诉考生发答案的时间，考生在差不多的时间打开接收按钮，文字信息就能传输到相应的屏幕上。这些隐形的设备后来都被监考官发现了。很多地方的考场已经不让携带橡皮、手表等文具或工具了，可是还是无法杜绝作弊。谁也不知今年的高考会出现什么样的高科技作弊器。

文化基因：知识分子道德体系外的技术问题

探讨高考作弊屡禁不止的原因必须回溯到科举作弊问题。说到科举作弊又不得不弄清楚科举是个什么东西。钱穆先生认为，科举制的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是“开放政权”，即向社会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开放政权，成为社会各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古代科举存在的问题是，无报考名额限制，但有录取名额限制。结果，报考人数越来越多。录取人数也慢慢扩大，最终还是无法满足广大读书人的需求。

中国古代政权的特点是通过选举或科举等方式鼓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但同时抑制工商资本，造成了竞争仕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唯一出路的现象。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从技术的角度获得机会就成了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共识。理论上讲，在科举面前作弊人人平等，与文官体系得以支撑的孔孟之道没有什么明显冲突。因此，作弊归根结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是社会上升通道狭窄的必然结果。

上文提到的温庭筠和唐寅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后人并未因为他们作弊而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史家更是以逸闻趣事来记录这些历史。据史籍记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曾多次当“枪手”，替人考试。如此名垂青史的大文豪尚且如此，更何况广大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科举意义非凡，考上了，自己就步入了士大夫阶层；考不上，就成了市井小民，甚至泼皮无赖。古代历史上没进入政权的知识分子要么找个大山隐居起来，要么是像阮籍一样，带酒驾车狂奔，到绝路便大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对读书人来说，大家的求功名的价值是同构的，便是作弊也是知识分子间可以理解的事情。

中国古代说到底是以“德”治国，这个“德”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这也是文官制度的精神支柱，解释权归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解释权更多归君主。在很多时候，文官的道德体系与专制君主的法律体系有冲突。文官的道德体系与广大读书人坚守的道德体系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说，在古代作弊也是法律问题，但并不是道德问题。“德”在“法”上，是文官与君主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温庭筠多次做“枪手”不仅没坏了声誉，反而成就了才子的大名 。

科举的性质与形成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作弊行为不可能消失。时间一长，考试作弊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逻辑含义是，知识分子面临非道德性的重大抉择时，可以采取非常手段获得机会。后来，作弊行为的逐渐蔓延到其他的领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弊文化。它将很多法律范围内的问题非道德化，进而成为知识分子牟利的工具，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弊端。很多积弊至今贻害无穷。比如，请客送礼、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等，这些说白了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作弊行为。人们像原谅了科举作弊一样，对这些作弊行为也同样原谅了。很多对此嫉恶如仇的人到头来不过是痛恨自己没有利益均沾罢了，鲜有价值观高度的反对声音。

在西方，考试作弊是个人的诚信问题，从一开始就属于道德范畴。在商业社会，诚信关系到商业契约，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涉险作弊的人显然少得多。在中国，将考试作弊拉向道德的范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五四以来，随着国外思想的引入，考试作弊逐渐成了诚信问题，慢慢走上了道德的轨道。但是，诚信理念的普及需要一个过程，而作弊文化的消失也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到了现代，作弊行为依然游离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界定起来很模糊。当今的高考，竞争之残酷，不亚于科举，所以作弊也越来越猖獗。而从作弊文化演化出来的行贿受贿、暗箱操作、请客送礼等行为虽然可恶，但却难以改变。直到今天，高考作弊依然是道德范畴外的技术问题。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考生作弊都是全家总动员。

防治手段：核心是增加社会流动，提高社会公平

中国历史上，对贪污腐败的惩处力度不可谓不大。朱元璋当政时，官员贪污60两银子即被处死。即便这样，腐败还是一直未断，甚至愈演愈烈，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前赴后继奔往断头台。而自从作弊产生以来，防治作弊的手段也就相应产生了。防治作弊的手段无非两种：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从技术的角度看，宋代建立了糊名和誊录制，先让工作人员将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封起来，再让誊录人员将试卷内容誊录出来，最后再让考官评阅。清朝时，每一名考生都配有一名监考员，当时称为“号军”。如果考生离开座位、交换答卷、交头接耳，那么监考员可以取缔考生的考试资格，甚至可以将考生抓起来。清代的考场四周设有高墙，墙头布满荆棘，墙上还有放哨的岗楼，考场外满是士兵，戒备森严。

从法律的角度看，惩治作弊也到了极为严苛的地步，清朝时颁布的《钦定科场条例》更是用法律的手段将作弊防得死死的。历史上，考生作弊情节轻的会被取消这次考试资格，如果严重，则永久不可再考。例如上文提到的唐伯虎，他就是因为科场舞弊终生与仕途无缘。更严重的要处以死刑。顺治年间的丁酉科顺天乡试舞弊案，多名涉案人员被砍了头。中国古代从技术与法律的角度惩治作弊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作弊行为依然十分严重。咸丰八年，有人弹劾科举舞弊，咸丰皇帝下令复查，一下子揪出了五十多份问题答卷，咸丰大怒，史称“文宗震怒”。

与防治科举作弊一样，防治高考作弊也是从技术和法律的角度进行的。从技术上的角度看，防作弊的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比如“监考大师”“手机狗”“作弊克”“电子眼”“信号屏蔽器”“金属探测仪”等。现在的考场俨然谍战现场，简直是作弊考生与监考老师进行的谍战尖峰对决。即便是如此，还是无法杜绝作弊行为。今年更是因为防作弊任务艰巨而被誉为“史上最严高考”。

从法律的角度看，对高考作弊的处罚力度也越来越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考试作弊情节严重者最高可暂停三年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同时将考生违规情况记入考试诚信档案。尽管反作弊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对违纪考试的处罚力度越来越大，但高考舞弊现象依然非常严重。以湖北为例，2012年高考舞弊考生人数高达145人。由此推及全国可知，数量更是大得惊人。

作弊是社会上升途径狭窄背景下知识分子之间的价值共识。面对高考作弊，当务之急是将高考定性为道德范畴的诚信问题，进而再从法律角度采取措施治理。要让读书人闻作弊而知羞耻才好。而当今中国，普遍缺少的恰恰是敬畏之心。论文抄袭、学术腐败早已渗透进几乎每一所高校，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之事也不罕见。象牙塔中尚且如此，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妄谈高考作弊之危害，就没有太多的说服力了。

破除作弊陋习，宜疏不宜堵。拓宽社会上升途径，让高考不再是下层向上层流通的唯一通道。可以鼓励有专长的考生去读技术院校，鼓励考生向艺术、体育、技术等领域拓展视野。再者，当前国内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好学校集中在一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又有地方保护，外籍学生的录取名额过少。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投入，让地方高校吸纳更多优秀的学生，可以缓冲高考竞争的压力，进而让高考作弊的收益显得没那么可观，以此消减高考作弊行为。

作弊文化一日不除，由作弊文化衍生的请客送礼、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中国人行为规范也永远不可能清除。这些行为造就了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整体形象。在国际化的今天，缺乏诚信的国家显然难以屹立于强国之林。事关国运，愿国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