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十年是我国种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形势严峻
国务院关于促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后，给处于困境的民族种业输入了新的活力，使我国种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较好的发展空间。但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企业、科研单位和管理者遵从市场经济规律，推进改革与创新，才能抓住机遇。
当前，我们不但面对复杂和严酷的外部竞争压力，还需要认识内部障碍。第一轮改革的受益者应继续推动改革，而不应成为后续改革的障碍。这是中国种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情况。基层科研单位和企业认识到改革方向，但他们的操控能力比较弱。
今后十年对我国种业发展很关键，虽然还看不到十年以后可能会是什么结局，但现在不能犹豫，须抓住决定方向与命运的关键时机。大家都说种子产业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但粮食安全可以有不同的解决途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重蹈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覆辙。但走什么路是由经济规律决定，不是个人意愿能够选择得了的。
由于内部原因，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耽误了一些时间，改革与创新方向模糊，使种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当前，全球范围内小麦和稻米的供求矛盾趋缓，国内供求也基本平衡。问题就出在玉米和大豆。今天大豆局面的根源不在种业，在于粮食生产能力和经济利益的平衡。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以最小的代价满足国计民生需求，同时整体上对农民有利；而玉米的供求矛盾就复杂得多。
2015年，我国玉米需求2.2亿吨，2020年将达到2.5亿吨，尽管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达到创纪录的1.97亿吨，缺口仍很大。个别专家不认同这个巨大的需求压力，因为它超出了当前的科技支撑能力，而进口玉米的敏感性将远远超过大豆，需要引起警惕。但我们必须根据这个现实需求来制定发展战略。
玉米的供求矛盾复杂在哪里？
过去20多年里，玉米面积从3.2亿亩增加到5亿亩，扩大面积对我国玉米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而产量增益的贡献率不到30%；小麦的增产贡献率却几乎全部来自产量增益。再比较我国主要农作物产量的相对增益速度，这比绝对增益更能反映粮食安全指数。过去21年里，玉米产量增益每年0.8%，水稻0.7%，而小麦却一直保持每年2%的世界先进水平。小麦不搞超级，也没有推广杂交种，但科技资源整合得比较好。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过去21年里，美国玉米产量增益一直保持每年145公斤/公顷的高速度，阿根廷更是高达每年244公斤/公顷，同期中国只有每年35公斤/公顷。我们有理由问，中国的玉米怎么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种业发展缓慢和散弱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失误，导致品种不给力。科技人员越是强调品种的重要性，肩上的责任就越重大。育种技术的瓶颈在体制，种业发展的瓶颈也在体制。
二、产业需求
一个国家的种业能力建设，特别是商业育种需要在下述5个方面获得国家层面的技术支持。
1. 产业政策支持。国务院8号文件和中央1号文件体现了对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激发了国家有关部门和民营企业对种业创新能力建设的投资积极性。
2．前育种研究。企业需要遗传基础清晰，信息明确和经过改良的种质资源，这就需要科研单位做大量非商业性的前育种研究。这是种业发展所必需的重大共性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基础。我们的种子企业孤立无援地与外企竞争，导致很多企业不得不寻求与外企合作，以求摆脱困境。管理部门要站在高处，从大局出发，在中国促成前育种研究，从而提高企业的商业育种能力。
3．育种新技术。国内企业追踪和研究育种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强，需要国家支持，现阶段主要包括DH技术、雄性不育、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转基因育种技术，还包括各种辅助性的筛选、预测和试验设计与信息管理技术等。
4．人员培训和技术咨询。既包括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包括商业育种的顶层设计和个性化的咨询服务。
5．信息服务。信息比种质本身更重要。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在全国6个地点，对1300份自交系进行专业的抗病性鉴定。这些数据对指导抗病育种和合理使用育种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述育种能力建设需求在世界范围内是共同的，在我国，产业布局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企业对育种管理模式顶层设计和咨询服务的要求更突出、更迫切。
三、科企对接与合作
既要提供产品转移，即“授人以鱼”，更要帮助能力建设，即“授人以渔”。从文化层面来讲，不但求“术”，更需得“道”。
1．形势判断
我国种业面临复杂局面。①从内部来说市场监管难度大，外部则竞争压力巨大。②我国种业布局刚刚起步，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种业的基础结构和体系，缺乏综合竞争能力。③科研双轨制使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研发与企业主导的竞争性研发界限不清，定位模糊，尚未建立现代种业所必需的产业技术链（pipeline）和实现资源整合（portfolio），更没有建立现代企业的矩阵（Matrix）式管理结构，因而玉米育种和种子产业都缺乏可持续能力。这表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不成功。今后十年，政府主管部门需要从顶层设计来统筹规划种业发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给后续改革设置障碍；而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应致力于资源整合的商业育种研发体系和加强能力建设。
2．体制改革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27年，结束了我国玉米单产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飞速发展（年均产量增益126公斤/公顷）时期，进入缓慢爬坡状态，过去21年里，我国玉米产量增益每年35公斤/公顷，远低于美国和阿根廷。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扩大面积来增加生产。
最近二十多年，我国玉米生产发展得很艰难，尽管原因复杂，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双轨制巩固了科研生产两张皮的局面。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从机制入手，绕开体制障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矛盾。但这一切仅仅是机制创新，来自体制的阻力还很大。现在，该是反思和终结双轨制的时候了。
3．科企对接 — 关键是能力建设
为促进种业发展，国家玉米产业体系与9家企业对接，施行集团对集团的合作方式。今后将再接纳几家企业进入国家体系。企业加入国家体系施行自愿原则，即企业自愿，科技人员有积极性和主管部门支持。
科企对接的目标是通过政策支持、前育种研究、技术创新、人员培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培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企对接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通过技术转移，支持和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国家体系将促进科研单位与企业深度合作，科研单位也将重新定位自己的创新方向。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与企业合作，岗位科学家不在企业兼职也不持有股份，可以接受委托或合作研究。目前，这只是机制，而非体制保障。
四、改革建议
1．改革与创新
制定明确扶持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为种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要防止把企业逼上争先恐后与外企合资的狭窄道路，也要防止把科技人员逼上只顾挣钱而不愿意创新的危险局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鼓励科研单位的人才流动和扶持企业的商业育种研究，制定有利于企业吸纳高端人才的优惠政策。根据经营业绩，向企业基本建设和运营提供优惠贷款；建立种业生产保险体系。免除种业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用于扶持企业的商业育种研发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2．修改种子法和配套法规
落实国务院8号文件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一些改革方向、措施和政策的落实与现行的种子法和相关法规相抵触。当初在制定那些法律法规的时候缺乏顶层设计，许多分歧意见未得到统一。现行品种试验程序、审定办法和审定标准阻碍科技创新，施行绿色通道遭遇法律障碍，非审定作物的品种管理缺乏依据，实行产品责任追究制保护农民利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开拓海外市场等，都需要明确的法律支持。这些多年积累的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现行的品种试验方法和审定制度已经阻碍了产品和技术创新，是深入推行“育繁推”一体化的障碍，最终成为一条与科研规律渐行渐远的荒谬“指挥棒”。我国玉米育种两次出现技术倒退，第一次是推广中单2号和黄417以后，后续品种选育遇到难度，当时的科技项目采取高指标的管理办法，诱导育种者培育高杆大穗晚熟稀植和高风险型品种，逐年累积，生育期越来越延长，产量增益却逐年下降。郑单958好不容易将生育期缩短了10天左右，现行品种区域试验和审定程序中暴露的制度性腐败，又在重蹈延长生育期的“增产”之路。也就是说，技术倒退才更容易使品种通过审定，创新意味着风险。
扭曲的品种审定制度不但挫伤育种者的创新积极性，也抑制企业的能力建设。企业宁肯花钱买品种，也不愿投资研发和自主创新，原因就在于隐含着较高的风险。这是企业对品种审定制度反响最强烈的深层次原因。十几年以前，中国特有的玉米品种技术倒退主要是科技项目管理方法不当造成的，而最近这十几年的技术倒退则主要是品种试验和审定标准失误造成的。它们的共同特点均失误在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管理上。辽宁玉米育种和种业的衰落已经诠释了现行品种审定制度对技术进步的反力量。现在黄淮海地区的玉米育种又出现倒退倾向，因此需要对这根“指挥棒”或大修，或弃之。品种区域试验是育种技术链（pipeline）的延续，今后应恢复其本来面目和赋予更多的科学功能。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先玉335的育种过程，最终采取了技术倒退的方式才在中国通过审定。在这过程里，技术倒退和适应国情是两码事。受损失的是我们自己。
玉米生产正在普及单粒播种技术，三分之一的国产种子加工质量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我们的生产能力是需求的2倍，许多企业用一流设备生产的是二流和三流产品，这时候就需要修改种子质量标准，既保护农业生产安全，也促进企业进一步改进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不但要把玉米种子质量的发芽率标准提高到92%以上，还要增加衡量种子活力的冷床发芽率标准。
为了保护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应适时加入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1991年版本。我们可以容忍模仿育种，但不能容忍以实质性衍生品种（山寨式育种）的方式冒犯知识产权。加入1978版本UPOV公约的时候，科技人员积极性很高；今后考虑加入1991年版本，需要企业呼吁。
3．制种基地建设
由于多种因素制约，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建设，不能只集中在甘肃，还要发展新疆和四川西昌两个玉米制种基地，以分散风险和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甘肃基地应推广雄性不育制种技术，新疆基地可推行机械去雄，而西昌是不可替代的短日照玉米品种的最佳制种基地。欧美跨国企业已经采取行动抢占西昌和新疆的制种基地，这显然更有利于发挥他们技术上的优势。面对制种基地的竞争，我们不应使自己的产业处于被动。
4．制止价格战
美国玉米种业89年，没有打过价格战，其他国家也没发生过价格战，而且至今没有形成垄断格局。但中国体制特殊，存在发生价格战的可能性。价格战不会撼动技术上占优势的跨国公司，内部自相残杀甚至有利于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而中国民营企业是最大的受伤害者。在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里，种业市场不会发生价格战。敢于挑起价格战的个别中国企业并不具有技术优势，却可以依赖强大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借用其他行业的垄断地位和恶性竞争手法排挤种业同行。价格战的要害是用纳税人的钱掏空我国种业的根基和瓦解竞争力，对此不能不防。对挑起价格战的不良企业，建议从金融、税收、项目投入、品种审定和产业联盟等方面取消优惠政策。本质上来说，国家支持种业改革与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宏观调控为辅。不但要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防止价格战，其他方面的政策措施也需要市场经济的力量为主导。
5．鼓励资源整合
种子产业是一个涉及用户数量和从业人数都很庞大的小产业，集中度非常低，整体素质和能力比较差。这是发展现代种业入门阶段必须面对的现实。要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鼓励非农资本进入种业。不仅带来雄厚的资金，也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资源整合。
即使快速发展，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上跨国公司的实力，但我们仍然有一些特殊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要鼓励三个抱团。涉及种业的科学家要抱团，企业要抱团。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追求共性利益和共性需求的抱团。例如政策需求要协调一致，在前育种、培训、信息服务方面应取得共识。在共同利益和共性需求的基础上，这两个团还要紧抱在一起，才有可能应对跨国公司的挑战。能否抱团，取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相关政策的坚定性。企业不要过分依赖官方机构的干预，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对企业发展有利的产业联盟。
（抱团不等于排外，要欢迎外企进入中国，但有所区别。）
6．科技创新须整合资源
种业发展需要整合各路科技资源形成合力。企业可以合资方式建立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西方国家的经验，小企业通常以利益共享的方式平均出资入股。为避免风险，研发型合资企业可能需要多种类型的技术来源，而不要单一化，包括国内企业、外企、科研单位和个体育种者。谨慎地识别技术来源与合作伙伴将需要一些时间，但更需要摒弃落后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
我们要学习西方国家种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美国小企业衰落的历史原因，既要研究阿根廷、巴西种业和公益性科研机构衰败的深刻教训，也要学习印度种业的经验。企业、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都要研究其中的规律。
7．处理好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的关系
中国消耗大量资源脱离国内种业大搞生物技术，再加上SCI战略，也许正中美国人下怀。不是反对搞生物技术，而是因为忽视产业基础，更忽视常规育种技术，以致主次颠倒，而且在中国体制下很难纠正，这就好像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要跑，肯定要付出代价，最后难以形成产业竞争力。是否美国人给我们设下圈套不敢妄说，但自己扰乱自己的产业发展方向却是很现实的忧虑。
许多科技人员自我误导，他们不愿意接受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辅助”二字，而执意建立独立的分子育种体系。可是在大北农的生物技术中心，尽管是刚起步，但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很地道。他们的专家是一流的，没有自我误导。这说明体制是决定性的，科技体制改革是相关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人们都认识到生物技术是一个重要的育种工具（tool），而不是凌驾于常规育种之上自成体系的产业技术。现代商业育种的pipeline管理以常规育种流程为主线，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是它的辅助线，转基因育种是另一条线，最后并入主线，进入市场。中国之所以形成生物技术自成体系和凌驾于产业之上的局面，是科研生产“两张皮”和利益博弈的结果，根源在于我们的种子产业还很弱小。只有种子产业发展强大和增加了话语权，科研单位和大学才能重新定位和把握自己，才能真正协调好公益性研究与商业研发的关系。
8．突破理论误区和技术障碍
“许多东西不是跨国公司太先进，而是我们太迟钝”（李绍明）。商业育种需要突破玉米育种界长期存在的三个理论误区，即什么是产量、产量与杂种优势的关系和产量与亲本配合力的关系。理论误区导致错误的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例如超级、强杂种优势和零缺陷等。玉米杂交育种所积累的长期经验证明，产量就是抗逆性，产量增益与杂种优势无关，杂交种产量的持续提高取决于亲本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而不是特殊配合力。只有走出理论误区，才能在育种方向和技术上有效地追赶跨国公司。
概括起来说，当前，我国玉米育种需要强调两件事：换种质和高密度。
最近十几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理论铺垫，现在需要做的紧要工作是输入新种质，淘汰高杆大穗晚熟稀植型材料和深度改良紧凑型种质。十几年前我们曾寄希望于改良这些种质，但当事育种者拒绝创新，现在只能放弃某些种质材料。因为竞争压力已经不给我们机会，容不得我们从容对待。这并不排斥对某些较好的国内自交系和地方种质进行改良，也绝不否定“以我为核心”的育种技术路线。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更换种质，用美国种质改良中国玉米育种材料，甚至直接用美国种质选育二环系。许多国内地方种质可以改良，但在机械化面前，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改良和利用地方种质的前提是输入美国商业种质。至于进一步的抗逆育种，还需要引入更宽的种质基础。最近，育种家之间已经形成了深入研究种质基础的良好风气，合作探讨各类种质的改良策略，交流改良与创新经验。这表明我们的玉米育种已进入良性状态。
高密度筛选是抗逆育种的第一个突破口，是育种技术改造中最容易取得突破的切入点。要强调大幅度提高育种圃的种植密度。这需要一个过程，但现在的问题是保守和落后心态过重，畏首畏尾，不敢往前走。现在已经没有太多剩余时间，要加快推行高密度抗逆育种和改造种质的步伐。
9．理论与实践
商业育种须摆脱理论的扭曲状态，才可能提高创新能力。在中国，玉米常规育种的方向、思路和技术路线长期被双重利益集团扭曲，一个客观原因是民营企业不够强大，市场的力量不够强大。随着现代企业崛起，玉米育种的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都将朝正确方向凝聚，一些既没有科学价值，也没有实践意义的不必要争论也将随之消退。
提升商业育种的创新能力和研发效率，就要着力宣传两个杂种优势群的理论，正确认识产量与杂种优势的关系，宣传循环育种和高密度抗逆育种的理论基础与技术路线，并建立相关设施条件，把理论、技术和实践结合起来，使现代育种的pipeline落实到能力建设和制度管理。
中国育种家需要补习很多功课，但最重要的是学习理论，而不要只肯学技术，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老毛病，是由来已久的劣根性，反映出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一直受制于只求其术而不求其道的落后心态。这反映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不老实，而过于强调中国特色不过是无能的代名词，或已成为精神障碍，困难面前就低头，遇到障碍绕着走，而现在已经绕不过去！要承认科学原理的普适性和真理的共同标准。我们经常听到阴谋论的说法，那是弱小民族主义者在小产业低级阶段刻意抬高自己的无能之举，但无助于把自己变得强大。企业还是要把自己做强最重要。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种子产业的相关文件，体现了互相关联的顶层设计。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现代种业发展的意见，企业、科技人员和管理者都要振奋改革与创新精神。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多可讨论的问题，要做的只是落实。对此不能犹豫，否则就会被边缘化。
我们面临一些可能致命的矛盾，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巴西和阿根廷被跨国公司彻底边缘化，而印度则抓住机遇求发展。如果我们不想重蹈巴西和阿根廷的覆辙，就应坚持改革与创新方向不动摇。今天，这么多企业、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汇聚一堂，讨论种业发展，说明我们都不想被后人耻笑为无能之辈。那我们就要坚持改革与创新，克服在整合资源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建设好我们的种子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