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湖南农民土地变革考察报告

湖南的统防统治、土地流转、合作社的兴起、家庭农场的建立，甚至是合作联社的出现走在了全国的前沿。尽管存在被动抑或主动，这其实都是湖南农民一场有关于土地的变革，其结果就是土地在集中。参与不参与的人们都不得不思考，土地由谁主宰，土地由谁耕种，如何提高生产水平，如何创造剩余价值。笔者通过两年多的调研和所见所闻，对有关湖南农民土地变革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供有关部门和业内人士参考。

农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引发农村土地的变革
我们从2012年9月1起至2015年9月27日，共1221天，在湖南汩罗、平江、浏阳、洞口、隆回、双峰、新宁、株州县、攸县、祁东、祁阳、邵东、邵县、湘乡、东安、武冈、道县、醴陵、汉寿、湘阴、望城、长沙、宁乡、南县、沅江、临湘、炎陵、城步、绥宁、华容、君山桃江、安化、临武、新化、涟源、岳阳县37个县（市），近150多个乡镇，对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种植企业和农民进行走访，听取和收集了他们的反馈。许多农民对土地的理解和概念，与我们这些在城市呆在办公室所想的大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笔者与多位知名企业高层交流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土地流转不会那么快，很多农民有土地情结，不会放弃自己的土地。而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越有土地情结的人，更容易把土地流转出去，其实原因很简单，真正有深厚土地情结的人，是不会看到土地荒废的。而那些对土地没有感情的人，往往会以“反正我不靠这几亩地赚钱”的心理，而占着土地不耕种。还有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以湖南湘中、湘北为例，一个村约400多户，平均每户4~5人，一个村约1600~2000口人。水田面积平均0.5~1.5亩，湘中相对要多一点，平均有1.2亩左右，湘北平均少于1亩，而湘南平均约0.5亩。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大致可以测算一个行政村可耕种的水田面积约1000~2000亩。接下的问题是这些土地未来将由谁耕种。50后是60岁以上，60后目前是50多岁，70后是40岁，80后是30岁左右，90后是20来岁。80后愿意呆在农村的少之又少，我们走访的结果来看，不到1%。而90后根本对土地没有什么概念，更不用说去种地了。70后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支柱，呆在农村种几亩地，怕是无法支撑一个家，绝大多数70后子女都在15岁以上，正是需要用钱之时，在地里是刨不出这些钱的。60后都在50多岁，大多数都承担了给儿辈们照看小孩的重任。

笔者统计了湖南湘中望城县某行政村人口结构表（见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40岁至60岁以下的人口总数449人，占总人口数的33.2%，具有从事农业生产能力的男性只有223人，该村水田面积约1626亩，人均需要种植水稻7.2亩。但笔者调查发现实际从事水稻种植的不足50人，人均需要种植水稻32亩以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40岁以下的无人种植水稻。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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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变革：取代农资渠道，一切利益归合作社
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的兴起，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农资传统渠道，特别是盘踞乡村多年的零售商。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暴风骤雨，心好者也死，心黑者亦亡。其结果，似乎一夜之间把几十来形成的农资传统渠道，打得个落花流水，零售商关门大吉。显然农资传统渠道，是被合作社（种田大户）取代的或者就要被合作社（种田大户）所取代。这不难理解，传统的农资市场或者说农村经济，信息不流畅、交通不发达、物资不畅通，农资流通的渠道只能是自上而下流动，经销商、零售商经营什么，农民就消费（使用）什么？买贵了只能骂几句或争论几声，买便宜了自个乐。合作社把农民组织到了一起，花钱的事自然就有了商量，一商量就明白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以前都太黑了，一瓶药赚好几块，一包药赚好几倍。而种植大户对种植成本就比较敏感了，一亩地多花1元钱，1000亩地就得多花1000元，这还了得，至少咱得进城跟经销商打个交道，了解一下行情吧。这不，大多数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都跑城里来与大农资经销商询价购货了。城里人都狡猾，咱得多个心眼，先上熊大家询个价，再上熊二家探个底，最后上光头强家砍个价。哇，一亩地要省好几十块啊，这种1000亩地，都能省出个小面包车出来啦。

实际上，还有一些零售店正在顽强地生存着，化肥资金需求大，利润薄，价格也很透明，统防统治组织不愿意做，同时做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所以做的人相对较少，相比之下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做农资比较早、手头上资金也比较宽裕的零售店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懂些技术，做点除草剂或者蔬菜药，日子也还过得去。种子的流通渠道依然是县级经销商到零售商到农户，有些种子公司也跟一些大户直接打交道，但实际运营过程中问题和困难并不少，主要原因是种子销售季节过短，直接跟种植大户打交道人员配置需求过大，运营成本较高，一些种子公司尝试跟肥料企业或农药企业联合，但目前进展都相对缓慢。所以，种子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以传统渠道为主。种子的利润主要在终端零售店，一些经营好水稻品种的零售商，日子还算红火。

第三场变革：统防统治，糟得很和好得很

很多地方的零售商甚至经销商把一切怨恨归结于统防统治组织，认为“万恶”的统防统治披着政府的外衣，拿着政府的补贴残酷地把他们逼上绝路。历史总有其诡异之处，湖南的统防统治兴起和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基本属于同一阶段。湖南统防统治至今还在饱受争议，而江西、湖北、安徽、广西的统防统治正在紧跟其后成燎原之势，山东、河南、江苏的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也如火如荼。

统防统治组织出来啦，你别介啊，别上经销商那拿货啦，你在我这拿货，我都帮你把肥施了、药打了、虫灭了、病防了、草除了，出了问题我还赔！合作社（种植大户）一看，得，有这好事，咱跟他走。在统防统治和合作社（种植大户）的两面夹击下，头等的零售商也搞起了统防统治了，门面也从高家庄搬到省城了，二等的跑到县城干批发了，三等的跑到乡镇跟着统治统治组织干了，四等的买点杂货还维持着日渐凋零的农资生意，五等以下的零售店直接关门向合作社（种植大户）投降了。

2009年我们开始在县城、乡镇、村集对统防统治进行调查时，听到许多渠道商的意见，从市级经销商到村集零售商，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统防统治糟得很”。即使是统防统治做得还不错的人，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舆论的压力，也闭眼一想农村的情况以及搞统防统治受的“泥腿子”们的气，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思想超前的人也只是说：“尽管存在些问题，但这是农村发展的必然。”对于目前这种状况，认为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农村的民主集体力量起来打翻农资渠道的传统势力，乃是农民倒逼农资企业、渠道经销商进行自我变革的浪潮。传统的农资流通渠道，农民购买什么药、什么价格渠道商说了算，效果好不好，也是渠道商说了算，收成好不好，还是渠道商说了算。农民购买了好的农资产品，丰收了，赚了钱是运气好，购买了伪劣农资产品，减产了，绝收了，那是他倒霉。统防统治减少了农民的用药次数，以前种水稻早稻要打3~4次药，晚稻要打5~6次药，有的时候打稻纵卷叶螟要打上3~4次。统防统治大大减少了水稻打药的次数，现在早稻2次，晚稻3次，中稻3~4次，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增加了农民的收益，降低了对环境的破坏，生态安全得以优化。以往个体农民喷洒农药的利用率不足30%，通过专业化组织统防统治后，利用率提高到60%。湖南的农药用量由原来的每年8万吨，降低到现在的5万吨一年，到2015年这一数字还在大大降低，这是中国农药工业发展四十年乃至农耕文明以来未曾有过的功勋。

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的言论明明是站在农药生产企业、传统经销商利益方面来反对农民组织起来，明明是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保存传统农资流通旧秩序，阻碍农业高效化、生态化、环保化发展，每个从事农资事业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