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本逐末的中国“粮食安全”策略

这是应“福布斯中文网”的约请所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其中文网站上。by刘石



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是指该国家粮食生产的能力和生产效率是否能够满足本国人民基本消费的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粮食消费的“刚性”需求十分强劲。中国的粮食生产如果有任何短缺或者剩余，都会造成国际市场上相关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效应”。如果这一原本简单的市场经济问题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或者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所利用，就有可能造成我国的经济动荡和社会不安，并会进一步威胁到国家的政权稳定。所以，“粮食安全”一直在中国国家的政策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然而，回顾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不能不说它在过去的几十年走了不少的弯路，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失。总体来说，它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舍本逐末的策略。



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基本上走过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建国初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四十年里，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的核心是“统购统销”，即剥夺农民手里的一切“剩余”粮食，以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这一政策在全国解放的初期，为了打击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是必要的和有效的措施。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国家的粮食安全政策本应该转为以刺激和组织生产为主的策略。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狂热的及其结果的失败，以及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粮食供需关系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边缘。这就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极力强化“统购统销”的措施，并且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动，以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这在实质上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的财政政策也不得不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剥削农村和农民，以便完成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积累。根据相关资料透露，在这四十年间，国家通过“农业税”的形式从农业抽取了三千多亿元税金，而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对于农业的财政支持仅仅有一千多亿 – 净流出两千多亿元；而在这一时期，城市和工业产业通过“剪刀差”从农村和农民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其结果是，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长期以来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其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工业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这一时期特点：中国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和农业采取的是“剥削”的策略，其基本手段是1）“统购统销”；2）控制农村人口流动；3）“农业税”；4）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第二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现在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缓和，农民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中国长期存在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也得到了缓解。基于这一状况，“统购统销”的政策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村人口的流动政策也得到了松动。但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支持还十分有限，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和“口头革命派”，事实是“农业税”依然故我，工农业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继续加大。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直至四年前，中国才开始取消了“农业税”，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国家的财政也开始给予农业生产以有限的、然而是“净流入”的补贴。但是，对于一个长期“被剥夺”和“被损害”的产业，国家这点有限的财政补贴根本是杯水车薪，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它更多的是象征的意义。而且，作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副产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被有计划地压低，国家也以此作为平抑通货膨胀的最主要的措施。这一指导思想的直接结果，就是它持续损害着长期以来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利益。



不仅如此，国家振兴经济的“四万亿”投资很少投向农村和与粮食生产相关的产业；以补贴农业和农村为名义的“农机补贴”、“家电下乡”等，实际上还是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腰包。在这些限制性因素的制约下，中国农业和农村无法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农民所能够得到的实际利益少之又少。



这一时期的特点：“统购统销”和“农业税”逐步取消，农村人口有限度地流动；以压低农产品价格作为主要控制通货膨胀的思路依然固我；工农业产品之间 “剪刀差”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加大。



“粮食安全”的链条：舍本逐末的政策


如果我们从产业链的视角来观察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粮食安全”的问题首先是粮食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问题，而不是储运问题。但是，考察我国建国以来的“粮食安全”策略，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从本质上来讲是本末倒置的。中央政府把大批的社会资源和资金投入到粮食储运系统，而对于粮食生产环节则采取了“盘剥”的政策。即便是在今天，国家的这种基于“统购统销”的传统思维定式仍然没有改变。国家每年用于补贴粮食储运系统的资金不下几百亿元；而用于粮食生产的补贴则仅仅几十亿元，完全不能成正比。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粮食生产不足，补贴储运于事无补；如果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储运减少补贴也会是仓满囤流的结果。



我们在进一步考察粮食生产的时候可以发现，粮食生产的核心技术是农作物的种子技术，它最主要包括育种水平，产品质量，推广体系和配套技术等；其他所有农业生产的因素，如化肥、农药、农机、灌溉、栽培技术等等，都是围绕着种子技术来实施的。但是，对于这个粮食生产的核心技术国家的补贴不足生产的十分之一，更不及粮食储运的百分之一，比例十分不合理。从实质上讲，国家对于种子产业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放任自流、令其自生自灭的态度，这实在令人费解。这好比我们要发展我国的手机产业，国家的大量资助都用在了贮运环节，手机的生产厂家也得到了少量补贴，而手机的核心技术产业 – 芯片产业，则无人问津 – 其不合理程度可见一斑。



如果我国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每年巨额补贴储运又有何作用？如果我们不加强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升级换代，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我们何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本文的结论：



1）  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是粮食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而不是粮食储运问题；

2）  粮食生产的核心技术是在种子技术和种子产业，其技术的提升对于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率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杠杆作用；

3）  要向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粮食供应的安全系数，就必须在上游产业和技术，特别是在种子技术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