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资市场营销心得体会感悟

1、有人说：“农资整合，是大趋势，是方向。”

这个，我也知道市场整合是大趋势。那么100年之后整合，算是整合吗？这100年之后的整合对“现在”有意义吗？此时此刻谈农资整合，总得有个整合的前提条件与时间界限啊。各种条件不满足，时间也不具体（无限长的时间），整合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吗？200年之后，也说不准的。

人都是要死的，人是面死而生的，“人固有一死”。这也是趋势与方向。可对于很多人而言，死亡是很遥远的事情，不必杞人忧天。

目前的“整合说”都是空话，因为各种条件与要求都不具备，怎么整合呢？谁来整合谁呢？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现实中的问题，没有现实意义与讨论价值。



2、关于外资农药产品（如康宽等）问题。

   外资农药公司的产品优势（发明专利），我们必须承认，也不得不承认的。但是产品优势，并不等于市场优势。有好产品，并不等于就有好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垄断。

假若是国内的民营公司来操作外资的专利产品，市场一定比老外做得更好更强的。在常规农药领域，老外更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了，只能以退为进了。

老外不但没有整合中国市场，反而在中国市场上逐步萎缩和退步，面对中国民营农药企业坐大和壮大，也是束手无策啊。

中国是外资农药的“滑铁卢”。



3、有人说“农药市场是优胜劣汰，那么中小企业将来必然会被淘汰的”。

   非也。适应者生存，并不等于“优胜、劣汰”。在恶劣的农资环境里，强大者不一定能快速地适应环境，低劣者也许更能快速适应环境。

恐龙被淘汰了几万年，而苍蝇和蚊子却依然存在。

农药行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正品占不了便宜，次品反而大行其道。大企业有大企业的发展之道，小公司有小公司的生产之道。

农药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自由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在无暴利的情况下，大企业要整合小公司很艰难的。



4、有人说“土地承包权流转与转让，一定会成为主流”。

   非也。农民拥有的是“承包权”，非“所有权”。承包人拥有的是“承包权”，转让人转让的也是“承包权”。转让人还有牵挂（思想上有退路），承包人还有顾虑（时间不长；万一别人回农村，咋办？）。这样的土地经营制度，公不像公有，私不像私有，产权模糊，利益模糊，双方都不能从长远计议地投资。

加之，农民自己的土地不能买卖，农民的房子也不能买卖，农民自己的地产和房产不能变现为资产，有作为的农民赤手空拳地进城，没有资本融入到城市，这样就徘徊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两边遥望，两边不落地而处于悬空状态。

读初中时候，课本里有鲁迅的母亲把绍兴老家的地产（私有土地）和房产（私有房子）都卖掉，移居到上海去，到上海买房子去。后来我到绍兴现场参观，感觉鲁迅母亲真是很有眼光的，她完全脱离了小农意识，骨子里有现代市民思想——变卖田地和地产，变卖房产和物业（资产被变现了，死钱变成了活钱），积极参与城市化。

我有个亲戚，是黑龙江大庆肇州一乡下农村的。他家隔壁的邻居，就把房子以10000元卖给别人（四间土坯房子，带宅基地）——尽管在法律上并不保护这个交易；另外还把自己的田地以180元/亩承包给别人，到哈尔滨去“站大岗”（站大街）——打散工、揽零活。过年时候，回老爸那里“蹭”一段时间。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鲁迅母亲在私有化情况下，更容易城市化；在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化情况下，农民不容易城市化。私有化在处理地产与房产上，更有力量。公有化却拖泥带水的，限制了农民的手脚。



东南沿海的农村土地虽然流转的很多，但有些被变相地成为“非农”产业的用地（如动物养殖、特色种植、花卉园艺、果树瓜类、房地产、工商开发、非农产业等等），真正种大田农作物的并不多。可西部和中部呢？大西北的部分土地，基本很少人去承包的啊。



5、有人说“混乱只是暂时的，市场将来一定会是整合的、有序的”。

    有些话，说了也是白说，或等于没说。

农资市场混乱，最深层的原因是土地被严重地细分和分割，农民各自分散地种植。也就是说，先有土地的分散，其次才有零售渠道的低门槛准入而导致农资店面多，然后才导致农资生产厂家多，最后才导致农资市场的散乱，而不是相反顺序的。

美国、加拿大等国，先有土地被整合，其次农资渠道被整合，然后农资生产厂家被整合，最后才形成规范有序（甚至寡头垄断的）的农资市场。

中国与美国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不要把美国整合的结果当作是中国要整合的原因。



6、关于土地承包费用问题：有人说土地转包费为700元，比自己种地还划算。

   土地承包费用700元，是一年的还是几年的？如果是一年的，光土地承包费用就700元/年，那还有其它费用（农药、种子、肥料、机械、人工、水电费、银行利息和自己的工资等等），哪还能赚什么钱啊？新疆农村土地承包费用是150元左右/年，黑龙江农村土地承包费用大概是180元左右/年（中等土地，水源尚可，种葵花籽），上海郊区土地转包费用大概800元左右/年（安徽人承包上海郊区土地种西瓜或者果树等，2009年时）。

按照国外的研究，很早的时候，一个农业家庭要达到小康，“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张五常）。

另外，即使在美国，纯粹农场主的年收入只相当于美国人均年收入的80%左右，可见即使在美国，从经济角度看，农场主也不比普通美国人（中产阶级）过得好的。当然，如果要算上那些悠闲、自由与田园风光，那就不好比较了。

纯粹依靠种植业为生，注定是发不了大财的，这是必然的。种植业领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亿万富翁或者千万富翁的，这是全世界（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的现实状况。

“一年能富江湖客，十年难富种田人。”这是中国的古话，充满了智慧的。



7、目前土地承包制度与转包问题。

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集体（国家或官僚）所有，私人承包，公不像公有，似不像私有，产权不清晰，土地私有制“犹抱琵琶半遮面”，就像块“遮羞布”一样，半推半不就，导致承包人也不敢长线投资安心的当地主。私有制存在近3000多年，可公有制存在还不到70年。

农民拥有土地却不能买卖，农民拥有房产却不能抵押贷款，说起来农民有田有地有房产，可在银行看来却无法变现为资产的。农民如同抱着金银财宝去乞讨的乞丐。

从法律上看，农民是真正的“无产者”——自己的土地变现不了钱，自己的房子也变现不了钱，所有银行不认帐的（种田人在银行看来是无产者）。



8、关于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问题。

80后、90后（新生代），逃离农村，逃离种植业，这是完全正确的，“不当农民”，才是新生代最好的选择。也许是被迫无奈，也许是主动选择，也许是误打误撞走了正路。

从事种植业，是没有出息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更是没有未来的。

“逃离”农业，是合理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不当农民”，是明智之举，是正确的方向。



9、关于“超脱论”“悲观论”。

   明“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就不强为，就不乱为，不瞎作为，不强干，不蛮干，不瞎干。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啊。

顺其乱，不逆向而动，在乱中求胜，在乱中取胜，不逞能，不盲目乐观。

“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超脱”，是为了超越；“悲观”，是为了积聚力量。这难道有错吗？



10、关于官府财政补贴、各种惠农政策与“一号文件”等问题。

很多人误读了国家三农政策多少年，至今依然在误读。农业补贴政策恰恰说明农业的虚弱性（假若农产品市场需求强劲，还需要国家补贴吗？）与亏损性（假若种植业能赢利，还需要国家补贴吗？）。种植业基本上是“明亏”或者“暗亏”（这还不包括农民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难以扩大再生产。农业补贴对农民而言微不足道，如同九牛之一毛而已。

“财政补贴”等惠农政策，还向农民发出错误的市场“信号”，误导农民兄弟啊，诱惑农民老实地种地啊，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好心”办错事，让农民还对传统农业产生幻觉与依恋，以为还有盼头与希望，给农民产生假象与错觉——导致那些已经进城了的农民“返乡”“回家”，还以为种田有望，以为农业能富家呢！

各种补贴、各种惠农政策，表面上是好心帮农民，实际上是“害了”很多农民——使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与种植，不敢决然地进城，还对农业产生依恋与牵挂，导致城镇化进程缓慢。

事实上，即使他老子不进城，可他儿子或者孙子最终还是要进城的，迟进不如早进，迟走不如早走。何必阻拦这个大趋势呢？

“三农”因为“一号文件”而有所改观吗？农民因为“一号文件”而富裕了吗？答案是“没有”。因此，把三农的希望，寄托在“一号文件”上，是不靠谱的。可是，很多人却总是抱乐观态度，认为“一号文件”能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事实却不如大家所愿，甚至背道而弛——在政治上越来越高调乐观三农行业，在经济上农民利益越来越不容乐观（农民相对更加贫困，城乡差距更拉大）。

事实上，中国一直有一种倾向——“把三农政治化”，把三农问题当作“基础”问题，被无限地上纲上线，动辄牵扯到“政治高度”上来。结果在政治上很高调，在实际利益上却很低迷，农民的收入疲软不振甚至相对下降了。

因此，“一号文件”可谓好心办坏事，帮倒忙，往往把三农问题复杂化了，也政治化了，而这与市场化趋势背道而弛——在市场经济中搞政治导向，牺牲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也搅乱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导致农民对“一号文件”心存幻想，过于依恋土地和田园，而没有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真正出路——远离种植业，逃离农村，成为非农。

以上为熊兴平回复各位农资网友问，希望能给农资营销人一点感悟

问题很好，回答也很好，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看法。
比如我对其中几个问题的回答就不是很赞同，可能所处的立场不同吧

哈哈，我真的觉得对1、3、5的回答非常有个性，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是事实啊，只有喊的没有执行的，市场也不是说整合就整合得了的啊